撰稿人：Dr Mark Ooi & Su YiQi| 国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自2024年4月起，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局（EPF）正式实施养老金改革，设立被称为“Account 3”的第三账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与政策反思。表面上，这项改革意在提升灵活性，让会员可以提取一小部分养老金资金以应对生活压力；然而，深入审视其设计结构、长远影响与国际对标经验，便不难发现：该制度虽然短期提升了资金可触达性，却可能对EPF的核心使命——保障国民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安全——构成系统性削弱。

制度转向：从强制封闭到半开放结构的风险过渡

传统的EPF体系建立在“长期积累、封闭管理”的基础之上，其设计逻辑与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积累型养老金模型”基本一致，即通过强制储蓄、复利投资与延期支取，为广大劳动者构建一个相对安全的退休收入保障机制。

然而，自新冠疫情期间启动的多轮提款政策（如i-Lestari、i-Sinar、i-Citra）之后，这一封闭机制已然被打破。Account 3的设立将这一非常态的应急提款机制制度化与常态化，并赋予会员按月自由支取10%养老金份额的权限，标志着EPF制度的运作逻辑出现了本质上的转向——从“封闭型保障账户”转变为“类银行式可支取账户”。

此举看似顺应民众在高通胀、生活成本上升背景下的流动性需求，实则是以牺牲养老金制度的核心特征换取短期政策安抚效应。

储蓄基础日益脆弱：平均账户余额难以支撑退休生活

根据EPF公布的2023年年报数据，目前超过51.5%的会员总存款低于10,000令吉，而具有超过100,000令吉以上存款者占比不到27%。倘若将生活成本及退休年龄纳入评估，则一个普通马来西亚退休者所需的最低养老金应不低于360,000令吉，方可维持15年基本生活支出。然而现实是，约七成EPF会员将面临“储蓄断层”的结构性风险。

在此背景下引入Account 3，不仅未能缓解长期不足的养老储蓄问题，反而鼓励资金提早支取，加剧了结构性不足现象的制度固化。这种政策设计，从根本上弱化了EPF的社会保障功能，甚至可能导致未来国民在退休后不得不依赖政府补贴或其他福利支撑，从而推高财政再分配负担。

投资与偿付能力的张力：长期资本流出影响基金韧性

EPF作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养老基金之一，其资产组合结构强调“长期稳健、全球分散”的投资策略。在正常运营模式下，基金具备强大的现金流入保障，能将大部分资本投向房地产、债券、股票与基础设施等具有长期回报周期的资产类别，以实现资产增值与抗通胀功能。

但当资金结构被持续侵蚀——尤其是以制度化名义将资金转向短期流动账户——基金管理层将不得不提高资产流动性比重，牺牲原有的长期资产配置逻辑。这种资本期限错配（mismatch of duration）将降低基金整体收益率，进而影响每年可供分配的红利水平，进一步削弱制度吸引力。

在结构层面，这种内部张力会逐步削弱EPF的偿付能力和资产抗风险能力，尤其在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成为一颗潜在的制度“时限炸弹”。

国际经验借鉴：灵活提取≠制度稳定

纵观全球养老金制度发展经验，许多国家早期尝试给予养老金账户更多弹性提取机制，但普遍面临结构性偿付风险上升的挑战。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曾因“个人账户可提取”政策导致大规模提前支取，最终需由国家财政进行兜底，陷入养老金私有化后的再国家化困境。

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则始终坚持“分账户、封闭式管理”的理念，仅允许在特定节点或限定用途下支取，确保养老金储蓄不被滥用，维持制度的稳健性。这种相对封闭的制度安排，虽牺牲了部分灵活性，却极大提升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结语：制度改革不能以牺牲长期安全换取短期流动性

Account 3制度在政治层面或许展现了政府“关心人民生活困难”的姿态，然而从养老金制度设计与宏观财务治理的角度来看，此举更像是一种短期妥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储蓄不足与社会保障体系断层的问题。

若这一趋势不加控制，未来数十年内马来西亚或将面临一个“双重压力”：一方面，养老金制度内部资金积累不足，难以支持庞大的退休人口；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需承担更多老年人口保障责任，造成公共预算紧张与跨代资源分配不公。

真正的养老金改革，不应止步于账户结构的调整，更需深入反思整个社会储蓄文化、退休年龄设计、企业年金补充制度及资本市场收益体系。只有在“长期主义”与“制度韧性”的共同指引下，马来西亚的养老金改革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