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2025年4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提出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主张：如再度执政，他将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统一的24%关税”，以遏制美国的贸易逆差，重振本土制造业。这一言论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也在全球供应链中引起深远的担忧，尤其对那些对美出口依赖度高的经济体构成结构性冲击风险。马来西亚作为典型的开放型小型经济体，其出口总额占GDP的69%以上，而美国历来是其前五大出口市场之一。本文旨在从产业、金融、政策与外交多个维度，剖析特朗普加税政策对马来西亚经济潜在的五大冲击路径，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对美出口构成的高度依赖性与产业集中度风险

根据2024年马来西亚统计局与MATRADE数据，马来西亚全年对美国出口总额达RM 1670亿（约合370亿美元），占其全部出口额的10.8%。出口商品以电气与电子（E&E）产品为主，占比高达53.4%，其次为橡胶与塑料制品（主要为手套和工业部件）、医疗器械、化工产品与家具产品。

值得警惕的是，马来西亚出口至美国产品的价格敏感性较高，尤其是中低端的电子组件与OEM制造产品。一旦加征24%的关税，这类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终端售价将被抬高超过15%—25%，极易被越南、墨西哥、菲律宾等关税成本较低的生产国所取代。而在医疗橡胶与家具产业方面，加税将加重企业的边际税负，直接侵蚀利润率，令部分中小型出口企业无法维持对美订单。

根据大马全国中小企业协会（SME Corp）的测算，若加税政策全面落地，预计约有28%的对美出口订单将在6—12个月内流失，对巴生谷、柔佛与槟城工业区将构成显著产能冲击，预计将影响近40,000个就业岗位。

二、跨国资本投资结构的动摇：马来西亚能否保住全球制造基地地位？

马来西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一大优势是其作为“中美供应链中立桥梁”的地理与制度优势。然而，该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出口至美国的制造能力。一旦美方对进口商品加征统一关税，将使马来西亚在全球FDI竞争中失去部分吸引力。

例如，2024年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在柔佛州新山投资逾70亿美元建设的封测厂，项目目的正是将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加税将直接影响其投资收益预期与出口调度逻辑，迫使其重新评估在马来西亚的产线布局。与此同时，许多美资制造商如Texas Instruments、Analog Devices、Western Digital等，其在槟城的工厂可能会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至北美自贸协定区（如墨西哥）或TPA豁免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转移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具有“战略信号”性质：一旦部分跨国公司将马来西亚移出其全球供应链枢纽地位，未来再吸引高端制造将更为困难。

三、马币汇率、外汇储备与宏观稳定性的传导效应

如果24%关税政策实施并影响马来西亚出口，马币汇率将成为首个直接反应变量。2022–2024年间，马币已由1美元兑4.20下滑至约4.70。若出口前景恶化、资本外流加剧，马币汇率有可能跌破4.95甚至5.00的心理关口。

马币贬值虽有助于提升出口商的本币利润，但若资本市场情绪恶化，将带动更大规模的股市波动与短期外资撤离，形成“金融三杀”格局：汇率贬值 + 通胀上升 + 利率上调压力。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的模型测算，每贬值1%的马币将导致核心输入品价格上涨0.4%左右，尤其是原油、天然气、钢材、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原材料。中长期看，输入性通胀将逐步传导至CPI，对低收入群体形成消费压力。为稳定马币与物价，BNM或不得不提前进入紧缩周期，对民间投资与贷款市场构成进一步抑制。

四、马来西亚在全球供应链中枢位置的动摇与区域替代威胁

马来西亚一直以来被视为电子制造、手套、化工与棕榈油等产品的“可靠替代国”，并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受益于制造转移。然而，美国若实施对所有进口产品的一刀切式关税，不仅打击中国，也波及整个亚洲供应链，包括马来西亚。

随着美国强化“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战略，墨西哥成为制造业回流的重要接收地。根据美国经济研究所（AEI）的模拟推演，若加税政策实施，墨西哥出口至美国的制造品将提升约14%的市场份额，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出口国则平均下滑7%—10%。

同时，越南、印度与印尼凭借更具成本优势的制造能力、人口红利及快速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全球FDI再配置中不断崛起。若马来西亚无法在高附加值制造、自动化生产、绿色产业链布局方面迅速突破，极可能被边缘化。

五、政策应对路径：制度协同、外交筹码与市场重塑

在多重风险压力下，马来西亚政府需采取多层次、系统化的应对策略：

首先，外交方面应尽快利用与美国在CPTPP、APEC、东盟-美国峰会等多边或双边平台上谈判窗口，争取在绿色能源、医疗防疫、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关税豁免机制。

其次，需大力推动出口市场的地理多元化。中国、印度、中亚、阿联酋与非洲是可布局的中长期替代市场。此外，政府应通过税收减免、融资工具与出口信用担保等手段，为受影响企业提供转型空间与抗冲击能力。

最后，从根本上看，马来西亚必须加快迈向“出口主导型向创新主导型”转型，在自动化、人工智能、绿色制造、供应链可视化方面提升国家竞争力，避免陷入依赖廉价制造与外部市场的结构性困境。

结语：风险与重塑的交叉点

特朗普提出的统一24%关税，不只是一次关税政策变革，更是一场影响中小型开放经济体全球角色的制度性震荡。对马来西亚而言，这不仅是出口数字的起伏，更是其产业定位、对外依赖结构与国家竞争战略的一次全面考验。

在地缘政治重组与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历史节点上，唯有进行系统性再定位，方能在危机中重构新秩序下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