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5月21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一、吉隆坡展馆里的“新主角”

五月初的马来西亚国际汽车展如期举行，主馆人潮涌动、灯光闪烁，热度前所未有。而比热度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展厅中央被中国品牌几乎“团团包围”的景象。比亚迪、哪吒、奇瑞、长城、广汽埃安、极氪、小鹏等中国品牌，在展馆里呈带状分布，各自搭建起未来科技感十足的展示区。

在比亚迪展区，Dolphin车型正在进行快充演示，后台接入本地语音系统与OTA远程升级。奇瑞则展示了AR换电体验舱，通过虚拟互动让参观者“感受一次电池更换”。整个展馆仿佛成了一个中国智能汽车科技博览会。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本地观众发出感慨：“我们不是来看车，是在见证中国汽车互相卷起来了。”

这种密集而激烈的展示，背后正是“出海内卷”这个关键词的真实体现。对于中国电动车企而言，国内市场早已卷无可卷，出海成为共识。但出海之后，它们面对的不是空白市场，而是又一场同质化竞争的重演。吉隆坡车展只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品牌如何将竞争力外溢至全球南方市场。

二、为何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市场并非东盟体量最大，但其结构性优势独特。首先，它具备较强的制度透明度和开放的市场准入机制，免税政策明确，技术标准接轨国际。相比之下，印尼要求本地化组装，泰国市场被日系车长期主导，而马来西亚则为后来者提供了“规则清晰、门槛适中”的跳板。

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国家电动车蓝图”，计划到2030年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至50%。在这一目标指导下，马来西亚推出了涵盖整车进口、CKD装配、充电网络等多层面的税收激励。国家能源公司（TNB）与私营企业共同铺设充电基础设施，地方政府亦支持新型制造投资园区建设。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中国品牌集中涌入。2024年，EV销量突破10万辆，其中超过七成为中资品牌提供。2025年第一季度，比亚迪、哪吒和长城三家在马来销量已经逼近日系整体的45%。马来西亚不再只是测试市场，更是成为“出海规模化的第一站”。

三、从价格竞争走向服务生态

从表面看，中国品牌在马来西亚的优势首先体现在价格。例如，比亚迪Dolphin在当地起售价仅为约RM99,800，远低于丰田混动车款的市场均价。哪吒V更是推出RM75,000的基础版，试图夺取城市年轻用户市场。相比合资品牌，中国车普遍便宜20%至30%，并提供更多智能化配置。

然而，真正决定竞争成败的，已不只是价格。更深的竞争已经转向服务生态的构建。比亚迪依托森那美集团（Sime Darby）建立起密集的售后网络，在全马设有超过70家服务中心。长城则与Tanchong集团合作，布局充电站与配件中转仓，实现维修链条在地化。奇瑞更早在吉隆坡建立品牌体验中心，引入远程诊断技术，并开始培训本地维修工。

在中国市场，“卷”的结果往往是比拼参数和补贴；但在马来西亚，“卷”的本质更像是测试企业是否有能力本地落地一个完整系统。那些只是“低价出口”的企业，很快便会暴露出服务断层、维保滞后、用户流失等问题。真正能留下来的品牌，是那些在渠道、售后、金融、软件体验等方面全面布局的公司。

四、本地产业生态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车的大规模涌入，也正在对马来西亚本地产业链形成双重影响。一方面，国产品牌的技术水准与价格优势正在倒逼本地品牌Proton和Perodua加快转型。两家本土龙头在研发投入、供应链整合上的滞后问题日益明显，消费者开始对其智能化能力提出质疑。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品牌带动了整车销售与就业需求，但零部件的本地化率仍然偏低。目前，大部分动力电池、电驱模块仍从中国进口，马来西亚工厂多以KD装配为主。政府希望通过“柔佛智能汽车产业园”吸引中国电池与部件厂落地，但整体进度仍取决于中方企业对回报周期的耐心与政策协调的效率。

这一结构性不平衡也引发政策争议。一方面，政府期待吸引高技术外资形成绿色高附加值制造；另一方面，本地民众担心中资大举占据销售终端、却未实质推动技能转移与产业升级。一位政策顾问在闭门会议中坦言：“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单纯的销售终端，而必须掌握技术留下来的钥匙。”

五、“卷”是一场长期战：技术之外，信任与文化更关键

马来西亚的电动车消费市场正在迅速崛起，但消费文化并非中国的翻版。这里的中产更注重保值率、售后透明度与品牌稳定性；马来消费者对产品外观、空间配置也有本地化偏好；穆斯林家庭对车辆智能语音系统的语言、隐私设置亦有不同需求。

这意味着，中国品牌如果只是“原样出口”，则无法真正扎根。“出海”不仅是技术迁移，更是认知与情境的再创造。奇瑞目前正在尝试用马来语训练AI语音助手，比亚迪则启动本地用户社区共创计划，邀请马来车主参与用户手册本地化。

最深层的挑战，正是品牌如何建立信任——不仅是产品信任，更是文化和长期承诺的信任。

结语：谁能在“卷”中活下去？

当我们讨论“卷出国门”时，讲的不是简单的海外市场份额，而是一个品牌是否具备全球化运营能力。马来西亚不是最终目的地，而是一个通向更复杂东盟市场的中转站。比拼参数、降低价格，这只是入门门槛；能否在服务生态、文化理解、本地嵌入能力上取得优势，才是决定这场竞赛胜负的关键。

马来西亚车展落幕后，展馆清空，但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那些留在街道上的中国品牌，将与这个市场发生深度关系——可能赢得未来，也可能被淡忘。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5月20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一、东盟主场中的经济定位：马来西亚为何关键？

2025年5月26日至27日，第46届东盟峰会将在吉隆坡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马来西亚作为轮值主席国迎来其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经济舞台亮相。此次峰会主题“包容与可持续”（Inclusivity and Sustainability）直指区域面临的核心挑战，包括全球产业链重塑、地缘紧张、绿色转型与数字鸿沟。

马来西亚经济当前处于结构再平衡的关键时期。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4%，虽略低于去年同期，但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回升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别增长5.6%与6.1%，建筑业在多个基建项目带动下反弹至两位数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依旧依赖少数强项产业——电子与电气（E&E）产品出口仍占总出口比重近四成，反映结构集中风险尚未完全化解。

对中国来说，马来西亚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理和制度双重枢纽地位：一方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ACFTA 3.0）和RCEP实施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则因其政治中立与产业基础成为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跳板。此次峰会，马来西亚所推动的议题设置、经济政策宣示与投资规则调整，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区域未来数年的资本走向与产业联动模式。

二、再工业化的实质内容：芯片、装备与“上游崛起”

近年来，马来西亚试图摆脱“中游加工”定位，转向构建自主技术能力与高附加值制造体系。政府在东盟峰会前夕宣布，将于2025年第三季度正式启动《国家半导体战略》（MNSS），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将芯片产业视为国家核心技术资产。

该战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扶持本土芯片设计公司，计划五年内扶植至少五家具备自主IP的马籍Fabless企业；二是升级封测与系统整合能力，建设高自动化产线，重点落地在槟城、雪兰莪与柔佛；三是打造面向东盟的“区域智能终端出口平台”，通过与越南、泰国的零关税协定，提升电子整机与模块的国际竞争力。

对中资企业而言，这种“制度性产业开放”意味着合作机会显著增加。许多中国芯片设计公司正在寻求海外封装基地，以分散美国监管风险，马来西亚凭借其成熟产业链和中立政治环境，成为理想的第二生产地。此外，中资在设备制造、工业软件、清洁能源配套方面的长期积累，也让其具备与马来西亚联合开发高端制造的现实能力。

三、绿色转型的制度化：中国企业的政策切入点

绿色转型在马来西亚已不再仅仅是政策口号，而成为财政工具、金融创新与出口导向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政府通过绿色工业园区政策，鼓励制造业在新设产线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并给予碳排减免与绿色债券融资支持。

与此同时，国家银行与证券委员会推出绿色金融机制，允许绿色伊斯兰债券在特定项目中享受利息减免。碳交易立法也在筹备之中，计划于2026年对特定高耗能行业强制执行排放限额，并启动国家碳信用市场。

这些措施对中国企业具有明显吸引力。马来西亚的光伏、储能、电动车产业链尚处于扩展初期，急需大规模技术输入。中国企业不仅可以作为设备或系统供应方进入马来西亚市场，更可通过参与绿色园区合资开发，获得土地、税收与市场准入优惠。相较于其他东盟国家，马来西亚在绿色产业政策的完整性、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外资透明度上更具优势。

四、数字互联与支付集成：制度接口的打开

在本次峰会的数字经济议程中，马来西亚积极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互联，并提出建立“东盟跨境支付与数据交易协定”的草案框架。作为国内试点项目，马来西亚国家支付系统 DuitNow 已与泰国 PromptPay、新加坡 PayNow 实现实时跨境支付；与印尼、菲律宾的联通正在推进。

更具突破性的是，马来西亚政府正在与中国支付平台就二维码支付系统标准化进行对接谈判，目标是将 Alipay+ 与 DuitNow 纳入同一结算清算路径。这一机制一旦打通，将大幅简化中国企业在东盟境内的收款和结算流程，并为中国金融科技平台打开合法跨境空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马来西亚也在引导地方政府通过公私合营（PPP）方式，引入外资建设数据中心与AI训练节点。尽管在部分高敏感项目上，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与西方技术生态兼容，但实际上仍对中国技术供应链开放，只要满足审计与合规要求。

五、结语：战略再平衡中的现实落点

马来西亚作为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其所推动的议程，已明显从象征性政策转向实质性制度安排。在全球政策碎片化、资本避险加剧、供应链政治化趋势强化的当下，马来西亚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政策透明度提升与多边对接，打造一个可以被依赖的经济通道型国家。

对中资企业而言，马来西亚不再只是一个出口跳板或“离岸工厂”，而正在成为制度合作的实验场与区域影响力杠杆。识别这些结构性窗口，将是理解后疫情时代中资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27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在一个高度透明、瞬息万变的全球资本市场，企业的竞争力早已不再局限于资产规模或短期盈利能力，更深层次地体现在企业如何通过信息披露建立持续的市场信任与资本信誉。对于在Bursa Malaysia上市的公司而言，信息披露已成为连接企业与市场、战略与资本、愿景与执行的核心桥梁。

年复一年的Annual Report、Integrated Report、Governance Report以及Sustainability Report，不仅是监管要求的产物，更是企业对自身治理能力、战略思考、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机制的综合呈现。撰写这些报告，不是完成一项合规任务，而是在公众舞台上进行一场关于“我们是谁、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的自我陈述。

真正理解并善于驾驭这些报告的公司，才能在资本市场的浪潮中稳健航行，在不确定的时代赢得确定的尊重。

Annual Report：不仅是财务总结，而是战略执行的年度回顾

在传统观念中，年度报告往往被视为对上一财政年度经营与财务表现的总结文件。然而在成熟资本市场体系下，Annual Report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财务数据罗列，而成为一份综合经营回顾、战略执行分析与未来展望构建的立体文档。

一份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年度报告，首先必须以清晰的叙述语言，将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战略应对与执行情况，以及其对财务成果的具体影响，有机地连接起来。投资者不仅关心数字，更关心这些数字背后的经营智慧、市场敏锐度与执行韧性。

在马来西亚，根据Bursa Malaysia的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财政年结后四个月内公布经过独立审计的完整年度报告。这种时限设计，体现了资本市场对于信息对称性的重视。信息迟滞，意味着投资判断失准，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而高效资本市场恰恰依赖于及时透明的信息更新。

在撰写年度报告时，企业不仅要全面准确地呈现财务报表和附注，还需要围绕经营综述（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MD&A）部分进行深入阐述。这里不应只是简要描述销售增长、成本控制，而应当具体到每一个业务板块的表现分析，每一个市场区域的竞争态势，每一项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开拓背后的逻辑与挑战，以及它们如何在中长期支撑公司的成长轨道。

真正高水平的Annual Report，甚至在字里行间能让投资者清晰感知到管理层的能力、思维方式与未来预判。这种透明度与深度，最终会反映在市场对企业的估值溢价上。

Integrated Report：讲述资本之间动态关联的完整故事

综合报告的出现，是对传统财务报告体系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传统财务报表虽然精确，但只能描绘公司过去一段时间的财务状态，无法揭示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企业是如何整合多种资源，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创造价值的？

Integrated Reporting的核心在于“多资本思维”（Multi-capital Thinking）。在这一框架下，企业被视为一个动态系统，它不仅动用财务资本，还同时调动制造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关系资本与自然资本，并在这些资本之间进行动态平衡与增值。

在马来西亚，Bursa Malaysia虽然尚未强制要求发布Integrated Report，但已在上市规则中强烈鼓励公司采用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的框架。越来越多领先企业认识到，在资本市场高度全球化、投资者标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能够清晰展示自身价值创造逻辑的企业，将在融资便利性、投资者黏性与估值水平上占据天然优势。

撰写Integrated Report，要求企业具备系统性思考能力。企业需要从战略目标出发，系统描述其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外部环境变化、战略制定与资源配置逻辑、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各资本之间如何协同增值。更进一步，企业还需要对未来前景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而非模糊乐观的表态。

一个成功的Integrated Report，不是堆砌各种指标和承诺，而是能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企业在复杂生态系统中的定位、选择与未来布局。这种能够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叙事的能力，本身就是企业战略成熟度的体现。

Governance Report：透明治理之下的资本市场信心工程

公司治理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规则集合，而是一套关乎权力结构、责任划分与利益平衡的运行机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治理报告的撰写，不是为了取悦监管机构，而是为了在市场中树立一种长期可靠的信任感。

马来西亚的公司治理体系以《马来西亚公司治理守则（MCCG）》为核心指导文件，强调“应用或解释”的原则。这一原则不是简单的合规审查，而是要求每一家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应用治理最佳实践，或清晰说明偏离的理由与替代机制。

在治理报告中，企业必须详尽描述董事会的结构与功能，包括董事会与管理层的界面、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的权责界定、女性董事比例与董事会多元化政策、董事提名与评估机制，以及董事薪酬结构与激励逻辑。

真正有深度的治理报告，还应当揭示董事会在重大战略决策、企业风险管理、合规审计、内部控制体系中的具体角色与实质性介入。不是简单记录董事会开了多少次会，而是要展示董事会如何在关键时刻影响了公司航向，如何平衡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维护了股东价值。

在全球ESG浪潮与监管环境日益严格的趋势下，治理透明度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评估企业风险的重要参考因素。一份高质量的Governance Report，就是企业向全球投资者递交的一封信任状。

Sustainability Report：连接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的新范式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志着企业对外责任的新高度。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社会公正、供应链伦理等议题日益成为主流资本市场考量的重要标准，企业已经无法仅靠利润增长赢得尊重。它们必须证明，自己的成功不是建立在破坏环境、剥削员工或忽视社会公平之上，而是建立在与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共生共赢的基础之上。

在马来西亚，Bursa Malaysia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并推荐使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如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或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框架。更高标准的投资者（特别是外资机构投资者）早已将企业的ESG表现纳入投资决策流程。

一份真正具有说服力的Sustainability Report，必须以利益相关方为中心进行编制，必须通过系统性的议题识别过程（Materiality Assessment），确定最相关的环境、社会与治理议题，并设定具体、可量化、可追踪的目标。

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表述，如“我们重视环保”“我们支持社区发展”，而是必须具体说明，过去一年减少了多少碳排放、提高了多少女性管理人员比例、对供应链进行了多少比例的ESG尽职调查、在哪些具体项目上产生了正面社会影响。

在未来，Sustainability Report不仅是公司自证清白的工具，更是争取ESG资本、优化融资结构、提升品牌价值的战略资产。

那些能够用详实数据和透明逻辑讲述自身可持续发展故事的公司，将在竞争中领先半个身位。

结语：信息披露，是企业战略成熟度的最高体现

真正理解Annual Report、Integrated Report、Governance Report与Sustainability Report的人，会发现这四份报告其实描绘了企业生命体的四个侧面：经营成果（Annual）、价值创造逻辑（Integrated）、权力运作机制（Governance）、社会共存模式（Sustainability）。

一个企业对这四份报告投入的专业度、严谨度与诚意，正是其治理水平、战略思维与责任意识的镜像。

在资本市场越来越透明、投资标准越来越多元的时代，信息披露已不再是合规的负担，而是企业竞争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在这四份报告中讲好自己故事的公司，将在未来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占据真正的战略高地。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27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一、引言：上市，是资本市场的语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巨变、资本流动速度加剧的背景下，“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早已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而成为企业塑造国际形象、提升治理透明度、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平台。

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根据企业成长阶段、资本需求差异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精心设计了三大上市板块：Main Market、ACE Market与LEAP Market。

这种分层结构的本质，是通过不同入口门槛与监管力度，匹配不同成熟度、规模与战略目标的企业，同时兼顾投资者保护与市场多样性。

理解这三个市场的深层逻辑，对于企业决策是否上市、何时上市、在哪个平台上市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二、Main Market（主板）：大象起舞的资本舞台

1. 设立背景与逻辑

Main Market面向的是那些已经商业模式成熟、财务表现稳定、具备区域乃至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

• 为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提供稳定、可预测、低风险的投资标的；

• 保持市场整体信心与规范性，树立资本市场标杆形象；

• 提升本地企业的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力（与新加坡、香港、澳洲等地抗衡）。

Main Market强调盈利历史，而不仅是未来潜力。这符合全球主板市场（如HKEX主板、SGX主板、ASX主板）的基本逻辑：

→ 用过去的财务稳定性，来换取投资者对未来持续回报的信任。

2. 上市标准及其深层解释

盈利要求：

• 累积税后净利≥2,000万令吉，最近一年税后净利≥600万令吉。

 这要求确保公司不是靠一次性事件（如资产出售）制造短期盈利，而是有长期运营的基本盘。

连续三年盈利，也验证了企业能在不同经济周期（如疫情、金融危机）中保持盈利韧性。

市值标准（Alternative Criterion）：

• 预计市值≥5亿令吉，特别是科技公司、平台型企业或具有爆发性成长潜力者。

 这是资本市场对“未来价值兑现”的容忍和支持，尤其针对尚未盈利但市场预期极高的独角兽企业。

公众股权分布（Public Spread）：

• 至少25%公众持股，至少1,000名公众股东。

 目的是确保流动性，避免股价由少数大股东操纵，同时促进价格发现机制的健康运作。

公司治理要求：

• 完全遵循马来西亚公司治理守则（MCCG）。

通过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机制等，确保上市后公司在公众监督下规范运作，降低治理风险。

三、ACE Market（创业板）：梦想与资本的对接点

1. 设立背景与逻辑

ACE Market针对的是高速成长、具备突破性技术或新兴商业模式的企业，

尤其是那些尚未形成盈利，但拥有巨大成长潜力的创新型公司。

ACE Market存在的意义是：

• 为科技企业、医疗创新企业、绿色能源企业等新兴产业打开融资通道；

• 允许风险投资（VC）与私募股权基金（PE）在退出时通过公开市场实现价值兑现；

• 支持马来西亚新经济、数字经济转型，推动国家产业升级。

ACE Market的核心精神是：

→ 用未来潜力博取资本信任，但必须在专业Sponsor的指导下，最大限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

2. 上市标准及其深层解释

盈利或营收要求：

• 完全放宽，无需盈利，无需一定规模营收。

 因为ACE Market相信“潜力大于历史”，重视成长性、创新性和市场可扩展性。

 但是，这也意味着信息不对称风险更高，因此引入Sponsor制度作为关键缓冲。

Sponsor制度（保荐人主导）：

• 企业必须由注册Sponsor全程辅导上市申请。

• Sponsor对招股书真实性、企业风险充分揭示负有法律连带责任。

Sponsor的角色是专业“守门人”，确保尽管企业未盈利，但投资者能获得相对可信的风险信息。

 选择优质Sponsor，本身就是ACE Market企业向投资者展示自身品质的重要信号。

公众持股要求：

• 25%股份需向公众发售，但公众股东人数标准较Main Market略宽松（通常200人左右）。

适当保持市场交易活跃性，避免过度集中持股，维护小股东权益。

四、LEAP Market（领先企业板）：中小企业的资本试验场

1. 设立背景与逻辑

LEAP Market（Launched in 2017）是专门为马来西亚中小企业（SMEs）设立的特殊板块。

设立初衷非常明确：

• 填补传统IPO门槛过高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 通过简化程序与降低成本，让早期企业也能通过资本市场接触机构资本；

• 打造一个相对宽松、实验性强的上市平台，为未来升级ACE或Main做过渡准备。

核心精神是：

→ 承认中小企业成长初期的不确定性，但仍给予其资本扶持与市场曝光机会。

2. 上市标准及其深层解释

盈利与营收要求：

• 完全没有盈利、收入、现金流等财务硬指标要求。

✅ LEAP Market强调“扶持早期”，允许企业以商业构想、市场潜力作为上市基础。

✅ 但同时由于风险巨大，采取合格投资者（Sophisticated Investors）制度严格限制公众参与。

投资者门槛：

• 仅限符合条件的高净值个人、机构投资者投资（如资产超过300万令吉的个人或超过1000万令吉资产的企业）。

✅ 通过投资者门槛筛选，提高整体市场抗风险能力，防止一般小投资者在高风险环境下受损。

公众持股分散要求：

• 较低，主要取决于项目大小与协议安排。

上市后监管：

• 比ACE和Main宽松很多，更多强调信息自愿披露，但仍需保持一定透明度。

五、结语：从市场制度设计看企业上市战略

Bursa Malaysia的三大板块制度并非简单区隔，而是构建了企业成长—资本支持—市场监督之间动态互动的完整体系。

• Main Market代表的是稳健与信任，是成熟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竞技场的通道；

• ACE Market代表的是潜力与创新，是新经济力量崛起的孵化器；

• LEAP Market代表的是机会与早期资本实验，是中小企业成长的温床。

企业在选择上市路径时，必须清晰定位自身发展阶段、战略目标与风险承受能力。盲目选择不适合的平台，不仅可能导致上市失败，更可能在上市后因业绩兑现压力、监管失信而引发更严重的危机。

上市，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战略转型的起点。真正卓越的企业，能在资本的助力下，不断自我进化，成为时代真正的赢家。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25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一、事件最新进展：昌明经济框架重磅发布，掀起全国经济新期待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Anwar Ibrahim）正式公布了备受期待的《昌明经济框架》（Madani Economy Framework），为国家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路线。根据官方文件，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提高至至少25,000美元，并力争到2030年将国家整体排名推升至全球经济体第30位以内。

昌明经济框架不仅涵盖传统经济增长指标，还特别提出“公平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必须缩小城乡差距、性别收入差距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标志着马来西亚从以往单一追求GDP增长的旧模式，向更加全面、可持续且具社会正义导向的经济战略转型。

二、结构性转型势在必行：从资源出口到价值创新

过去二十年，马来西亚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受益颇丰，年均GDP增长率维持在4.3%左右（世界银行数据）。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美地缘竞争加剧以及绿色经济崛起，单一依赖制造出口和初级资源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公布的数据，2024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外资批准额下降了12%，显示传统投资引擎动能不足。而出口数据亦显示，棕榈油、电子元件等传统支柱产业在全球需求放缓中面临显著压力。

昌明经济框架因此提出，要大幅提高高科技产业占GDP比重，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与高端医疗技术领域。政府设定了明确目标：到2027年，数字经济对GDP贡献要从目前的23%提高到30%以上。与此同时，绿色经济相关产业（可再生能源、碳交易、环保科技）将成为未来新增就业的重要来源，预计带动50万以上的新岗位。

这种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的路径，虽然符合全球发展趋势，但也意味着马来西亚必须快速补齐自身在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高技能劳动力培养上的短板。目前，马来西亚研发支出仅占GDP的1%左右，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2.4%的平均水平（OECD 2024报告），这成为未来转型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三、昌明经济框架对民众与企业生态的深远影响

昌明经济框架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内实现家庭中位数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并减少底层40%（B40群体）家庭与上层20%（T20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15%。这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国家未来的经济政策将更加强调实质性福利提升，而非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的增长。

尤其是疫情以来，马来西亚民众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滞缓，根据统计局（DOSM）数据显示，2023年B40家庭月均收入仅为3,152林吉特，而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已成为沉重负担。因此，民众对昌明经济框架的落地充满期待，但同时也普遍保持观望：政府能否真正解决生活成本上涨、就业机会不足、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等具体问题？

对于企业界而言，昌明经济框架既是机遇也是压力。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绿色制造）将在政策支持下获得融资便利、税收优惠与人才培育资源，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有望脱颖而出。然而，传统制造、资源型出口行业将面临更高的环保标准、碳排要求以及国际供应链透明度压力，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转型升级，否则可能失去竞争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将在未来三年内推出50亿林吉特规模的“产业转型基金”，用于支持企业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这一举措显示出政府试图以财政激励引导企业加速转型步伐，但资金分配效率与政策执行透明度，将成为决定企业信心的关键因素。

四、区域格局变化下的马来西亚竞争挑战

在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马来西亚必须应对更加激烈的区域竞争。东南亚各国同样在争夺外资、技术与产业链转移机会。越南在半导体组装与电子制造领域快速崛起，泰国力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建设，印尼则凭借镍资源优势吸引电动车产业投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24年越南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达到380亿美元，远超马来西亚同期的160亿美元。马来西亚若无法在高科技产业、绿色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迅速形成规模优势，可能在区域竞争中失去主动权。

昌明经济框架因此明确提出，要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深化与中东、非洲、新兴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构建多元出口市场格局，减少对传统欧美市场依赖。这不仅是经济多元化的需要，也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自保的必然选择。

五、结语：昌明经济框架能否真正重塑马来西亚未来？

昌明经济框架为马来西亚描绘了宏伟而清晰的转型蓝图。但从愿景到现实，之间横亘着制度改革、政策执行、社会共识、全球局势等重重考验。

提升人均收入、发展高科技产业、实现绿色转型，这些目标的确符合未来趋势，也契合民众对更好生活的期待。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在政治体制、财政体系、教育培训、公共治理等关键领域形成连贯且持续的改革动力。否则，即使框架设计再完美，也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遑论跻身全球前30大经济体。

在这场国家转型的大考中，马来西亚不只是与外部世界竞争，更是在与自己的历史惯性作斗争。昌明经济，注定是一场长跑，而非短跑。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17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2025年4月15日开启对马来西亚的国事访问，此行注定意义非凡。在全球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经济多极化趋势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中马关系不仅是一段传统友谊的延续，更是一场精细权衡下的制度性再安排。马来西亚夹在两个经济巨头之间，如何巧妙平衡、借力打力，将决定其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生存与兴盛。

战略依赖与互补：中国为何看重马来西亚？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从早期的商品互换演进为今日以高技术、供应链整合与基础设施项目为核心的深层次战略合作。2023年双边贸易额达1902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5年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的对华出口以集成电路、石油化工、棕榈油和天然气为主，完美嵌入中国制造业与消费市场所需的中间品与原材料网络；而中国则是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升级的关键资金来源，从中资银行到“一带一路”项目（如东海岸铁路ECRL），都深刻介入马来西亚的长远经济构建。

出口结构： 马来西亚向中国出口主要集中于电气与电子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41%）、棕榈油、原油、天然气、机械零部件与半导体封装材料。

进口结构： 中国对马出口则以机械设备、集成电路、光伏组件、纺织制品与消费类电子为主。

这是一种“结构性互补”的贸易关系：一方面，马来西亚依赖中国市场的消费与投资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中国也视马来西亚为其在东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跳板与南海地缘安全屏障。

中美竞争对区域合作的冲击与再平衡

当前全球经济秩序在中美对抗下正逐步裂解。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高科技出口管制正将中国推向以“南南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自主路径，而中国的对策是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韧性连接。在此格局下，马来西亚的“中立不结盟”外交策略不仅是政治姿态的维持，更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然而风险亦不容忽视。2024年底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太阳能组件、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关税后，已有多家中资企业将生产线外迁至马来西亚、越南与墨西哥，企图通过“第三方洗产地”方式规避制裁。这一行为不仅可能引发美国对东南亚贸易伙伴的新一轮调查，也将对马来西亚本地制造业带来系统性挤压。

因此，马来西亚在吸引中国产业转移的同时，必须强化原产地透明机制，避免因短期利益而牺牲国家声誉与对美关系稳定。习近平此次访马，既是中方对马来西亚战略地位的确认，也可能是希望马方在“去美元化”与“去风险化”进程中更清晰表态的一次外交试探。

数字与绿色合作：新经济中的制度性联结

未来的中马关系不能仅停留在传统能源、基建与贸易顺差的层面，更需从制度上构建新经济合作模型。数字经济领域是其中关键支点。中国在AI算法、电商物流与数字货币领域的领先优势，为马来西亚数字主权战略带来借鉴与工具；尤其在“马来西亚数字蓝图”（MyDIGITAL）倡议下，中资企业如华为、阿里云的深入参与，已成其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

1. 数字经济：打造“东盟数据枢纽”

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国家数据主权战略，其中80%的关键项目目前由中资企业参与，包括：

• 华为马来西亚云生态中心（Cyberjaya）：投资额逾5亿令吉，为国家数据治理与AI教育平台提供支持；

• 阿里巴巴全球交易平台（eWTP）：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旁设有智能物流枢纽，年处理能力超65万单/日；

• 中兴通信—国家5G基础设施项目：为DNB（Digital Nasional Berhad）提供技术与基站支持，助力马来西亚实现区域5G覆盖。
  
  

2. 绿色合作：迈向绿色价值链共建

绿色发展方面，中马在碳交易机制、绿色债券发行、可持续农业技术等领域已有实质对接：

• 中资金融机构在马来西亚发行绿色债券规模累计达25亿美元，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水资源治理与智能城市；

• 2023年启动的“中马绿色棕榈油认证合作”，旨在推动马来西亚出口至中国的棕榈油产品符合中国“双碳”政策下的新生态标准；

• 马来西亚绿色科技公司（MGTC）与中国国家能源集团在氢能开发领域达成初步框架协议，计划在东海岸建立氢燃料测试区。

此外，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是中马下一阶段合作的制度性支柱。马来西亚为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提供了东盟市场中最稳定的监管与资本平台，同时中国也可利用马来西亚在绿色棕榈油、碳信用交易等方面的制度积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基础设施输出”向“低碳共建”升级。

国际制度空间中的角色再定义

最终，马来西亚需要重新定义自己在国际制度空间中的角色：既非简单的中美中介者，也不应成为某一大国的代理人，而应借助与中国、日本、美国、欧盟等多边体系之间的关系，发挥东盟制度联结者的杠杆作用。

这种“多边套利”战略需要极高的战略敏感度与灵活性，习近平此次访问将是对马来西亚战略定力与制度自信的一次考验。中马关系能否在此轮地缘动荡中构建“安全—经济—数字—绿色”四维并进的新型伙伴关系，将决定东南亚未来十年的发展稳定与战略自主性。

在东盟内部加强中国倡议的制度接入机制，通过中马联合推动RCEP深化金融与数据规则。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发挥桥梁作用，借助中马关系向非洲、南亚等地推广低碳技术与绿色金融平台。

保持在国际规则重构中的“话语保留权”，通过WTO改革、新兴数字规则制定中保持“利益协调人”的角色，维护自身的战略模糊与外交独立性。

结语：

在风暴边缘共建秩序，比在阳光灿烂中联手发展更具战略勇气。中马关系今天所面临的，已不是简单的经济合作选择题，而是一场关于未来全球化路径选择的博弈。只有深植制度性互信、技术性联结与绿色合作的土壤，方能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共同站稳，成为21世纪“全球南方”的合作典范。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15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早上八点，我提着一个环保袋，站在蕉赖一间传统巴刹的入口，掏出RM100现金，对自己说：“今天，就靠这笔钱过一周。”不是挑战生活，而是好奇——这笔在十年前足够应付三四天伙食开销的数额，如今，还能带我走多远。

我买了一板鸡蛋、一条菜心、一包胡萝卜、一袋五公斤白米、还有三文鱼尾巴小片。不到十分钟，RM85.60就消失在商贩的找零声中。回家的路上，我看着手中沉甸甸的袋子，感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计算的压力——吃得下，但撑不久。

价格的上调，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却在每日生活中逐步蚕食着我们的预算。这不是“感觉贵了”，而是货币实际购买力的持续减弱。 这并不是一场“体验式生活”的创作，而是一个正在马来西亚城市生活的单身消费者，真实的消费心理写照。

从钱包到大脑：通胀如何渗透我们的决定

人类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训练的。通胀，就是最严苛的训练场。

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我过去教学生“预算约束理论”（Budget Constraint），但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真正理解这条曲线的心理弧度。它不仅是数学图像，而是决定你早餐吃面包还是燕麦，午餐外食还是带饭的力量线。

RM100的意义，在于它正变得“不够用了”。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食品类CPI上涨1.7%，其中以蛋类、肉类与谷类涨幅最为显著。这些品类构成了普通家庭最基础的营养结构。

而作为单身个体，通胀并不会减轻你的负担，反而会让你意识到：一个人吃饭，不等于开销减半。不能团购、不能批量采购、不能分摊用水电，这些现实，把你与“高效理财”的距离拉得更远。

这轮价格上涨并非单一现象。从进口依赖、物流成本增加到马币兑美元的贬值趋势，构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胀（cost-push inflation）的基础框架。经济学中指出，当原材料和运费上涨，厂商为维持利润会将成本转嫁至消费者。于是，消费者感受到的，不是市场贪婪，而是链条上层的压力层层下压。

尤其在城市中生活的单身群体，更能感受到“个人开销”的缩紧。没有家庭分摊责任，意味着每一项支出都必须自我承担。曾经是“零食预算”的RM10，现在得优先转为蔬菜类预算；咖啡外带也逐渐被家用即溶取代。

企业的通胀表情：从进货到出货，每一步都在涨价

如果说消费者是在终端感受“贵”，那企业感受到的，是全过程的“涨”。

我最近采访了一位经营咖啡馆的老同学，他说：“以前一公斤进口咖啡豆RM42，现在RM52；奶类制品和糖的供应价也连月上调。顾客点一杯RM10的拿铁，我们毛利看起来还在，但成本像水管漏水一样慢慢往下滑。”

马来西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遭遇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Cost-Push Inflation）。原材料上涨、人工成本增加、运输费用上扬，构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价格一层一层往消费端传导。

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敢提价。一些品牌选择缩小产品体积，实行所谓“Shrinkflation”；另一些则选择悄悄调整配方或包装，尝试延后顾客察觉的时间点。这种策略可以暂时性维稳销售，但长期而言，它侵蚀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企业的适应术：不只是加价那么简单

有些企业则选择“变形”来应对通胀。

我认识一家做冷压果汁的小公司，过去主打健康高端，现在则调整为“家庭日常型”，推出大容量包装并与连锁超市合作上架，同时削减门市租金，转为全电商销售。他们不是靠涨价活下去，而是靠重构成本与客户基础。

在经济学中，这种转型体现了“生产函数”重组：企业不只是用更多的钱做同样的事，而是学会用同样的钱做不同的事。这要求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种重新定义“生存方式”的勇气。

劳动力市场的连锁反应

通胀影响下的另一个静默战场，是劳动力市场。

企业面对成本上扬，短期内往往冻结人事扩张计划；某些行业甚至主动缩减工作时数、延迟奖金或取消培训预算。这种“内部调整”看似温和，却会逐步压低整体就业市场的信心与消费欲望。

另一方面，员工也在“通胀逻辑”中重估自身价值。我注意到更多年轻人转向兼职、副业与数码平台，希望以更多元的收入来源分担物价上涨的压力。在职场语言中，“稳定”不再是优势，“灵活”成为关键词。

写在最后：通胀之下，谁能稳住节奏？

RM100走不远了。但如果我们能从这份不安中学会重新思考——怎样生活，怎样消费，怎样做生意，那也许，这场通胀并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一场价值重构的开始。

我们可以追问政府的物价机制与补贴制度，可以敦促企业提高效率、加快数码化，也可以重新评估个人的支出结构与技能结构。

我开始重新规划预算。与其说是节俭，不如说是精算。利用电商平台比价、选择时令蔬菜、用会员积分购入非生鲜类日用品，甚至尝试在阳台种植香料类植物。这些调整，不是退让，而是对通胀形势下理性选择的回应。 

通胀不是风暴，而是水面下的慢潮。它不会把你一下子冲走，但如果你站不稳，它会悄悄拉你入水。

而RM100，或许不该只是货币单位，而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坐标。

撰稿人：Xu Kai & 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13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一、引言：从社会现象到经济议题

“躺平”（lying flat）原为中国网络语境中兴起的社会心态，用以描述年轻一代主动放弃激烈竞争、社会升迁与高消费欲望的生活方式。近年来，这一态度逐渐跨越国界，在多个东亚与东南亚国家产生共鸣，尤其在马来西亚的Z世代与千禧一代中形成隐性扩散。

尽管马来西亚尚未出现如中国般强烈的舆论场讨论，但从消费模式转变、房产参与率下降、就业期待调适、理财偏好保守化等经济行为数据中，可以清晰观察到“躺平经济”的成型轨迹。本研究旨在从结构性经济困境出发，分析马来西亚青年为何选择“躺平”，以及这一趋势对国家经济与政策制定的深层影响。

二、马来西亚青年“躺平”经济的现实动因

1. 收入增长停滞与城市生活成本的失衡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2024年报告，全国B40群体（底层40%收入）月均收入仅约RM2,500，而在吉隆坡、柔佛与槟城等大城市中，基础生活成本已普遍突破RM3,000，青年工薪阶层面临实质购买力不断下降的问题。

此外，《薪资与生活成本报告2023》指出，马来西亚应届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仅RM2,400，而同期CPI涨幅主要集中在食品、交通、住房等必需品领域，加剧了“努力≠生活改善”的结构性矛盾。

2. 房产市场对青年“失语”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研究指出，2023年马来西亚房价收入比（Median Multiple）全国平均达4.4倍，在吉隆坡更高达5.5倍，远超可负担水平（3.0以下）。青年首次购屋率持续下滑，取而代之的是租赁市场、共享居住模式与“延迟独立”。

与此同时，政策如“房屋拥有率2030”并未实质减轻首购族负担。青年群体对“房产即成功”的传统认知逐渐瓦解，形成新一轮去物质化的生存选择。

3. 就业结构与社会流动性弱化

马来西亚青年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错配问题持续严重。根据2023年亚太劳工报告，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中超过27%从事与专业不符的工作，部分工程、财经、资讯科技毕业生沦为临时零售或送货骑手。

这类“学历失配+收入不足”的现象直接削弱了青年的工作动力与未来预期，进一步促成“适度工作—低欲望生活”的自洽机制。

三、经济行为层面：“躺平”青年的微观特征

1. 消费趋向平价、功能化、数字化

“躺平青年”在消费上表现为高性价比导向：偏好Shopee、Lazada等电商平台的折扣产品，品牌忠诚度弱化，转而追求“可替代—可省—可用”商品。例如，平价食品品牌、快时尚、二手平台（如Carousell）在青年中增长迅速，反映消费降级趋势。

2. 理财行为：从炒作到保守

青年投资者日趋“佛系”，以低波动、低成本、长期性为主要理财原则。ETF自动定投、ASNB基金、Tabung Haji储蓄产品成为主流。根据iMoney 2024调查，18-30岁人群中有57%选择“无投资或只做保本型投资”，仅少数涉足高波动市场如股市或加密资产。

3. 对“成功”标准的再定义

越来越多青年将自由时间、精神满足、心理安全列为比“升职买房”更优先的目标。他们更倾向于接受非典型就业（自由职业、远程兼职、网络创作），并将“够用就好”的消费哲学内化为日常策略。

四、“躺平经济”对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冲击

1. 内需驱动潜能削弱

青年作为中长期消费结构的关键群体，其消费保守化直接影响马来西亚政府“私营部门消费主导型增长”的政策逻辑。特别在零售、旅游、房地产等内需敏感型行业，青年不再成为增长动力，反而可能形成结构性消费断层。

2. 金融系统承压

在信贷市场，“不贷款”“不举债”的青年态度削弱金融市场扩张能力。例如，2023年青年购车贷款同比下降11%，首次购房贷款同比下降8%，反映出未来资产负债模型中青年参与程度持续低迷，银行风险扩散能力受到抑制。

3. 社会预期管理挑战上升

政策推动如“青年创业基金”“首购族激励计划”等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无法解决核心预期落差。政府如继续以“激励努力—鼓励奋斗”逻辑制定经济计划，将与躺平现实形成预期错位，引发公众不信任、低配合、政策空转等效应。

五、政策建议：理解“躺平”，不等于鼓励不作为

1. 系统性压缩青年生活成本

应从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支出源头进行结构性改革，重塑“努力可得回报”的社会反馈机制。

2. 推动非标准就业制度化

承认远程、平台、创意劳动的新型劳动方式，保障其福利权利与社保覆盖，降低青年劳动退出率。

3. 建设“精神经济”与“慢消费”新业态

引导青年群体向兴趣消费、文化产业、绿色经济等领域转移，开拓新的产业生态以适应代际变化。

4. 提升政策传播与信任机制

针对青年群体政策应避免“父权式”表达，应采用参与式设计、数据公开透明、青年主导机制，提高政策认同。

六、结语：理解不是纵容，而是引导转型

“躺平”并非青年的自甘沉沦，而是一种被现实逼迫后的防御性理性策略。它的存在提醒着政策制定者，单靠经济增长数字已无法满足年轻一代的预期。唯有直面其根源，进行结构性转型，才能避免一整代人的经济退出和社会冷漠，维护马来西亚长期的活力、创新与稳定。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13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一、事件最新进展：中国对美关税从84%提升至125%

2025年4月11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商品加征的新一轮关税正式生效。根据公告，此次加征的关税比例将从此前的平均84%提升至125%，涵盖农产品、豪华汽车、医疗设备、航空零部件、半导体相关设备等多个关键领域。

该公告明确指出，此举是针对美国数轮对华高关税加码政策的对等反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公告中罕见地表示，“若美方继续无视现实、执意加税，只会沦为国际社会笑话”，并强调中国“将不予理会”。此番措辞反映出中方政策立场的显著转变——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战略压制，意图传递“不再陪你玩”的强硬信号。

二、全球供应链与贸易秩序面临重大重构

这场持续多年的中美贸易冲突，如今已经从单一商品争端演变为系统性、结构性的战略博弈。双方关税“拔高式报复”不仅导致双边进出口规模严重萎缩，更对全球产业链、贸易金融秩序和地缘经济结构造成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高科技制造与绿色能源板块，全球生产、分销与投资行为正在发生深度调整。一方面，欧美企业正尝试在东南亚、拉美等地寻找替代供应地；另一方面，中国则加速内部大循环战略，同时深化与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经贸联系，强化“非美依赖”通道。

三、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机会与风险并存

在全球目光聚焦中美冲突的同时，东南亚国家成为最大变量之一。表面上看，订单转移、产业转出为东南亚制造业提供了机会，但本质上，这些国家同样面临高度复杂的经济风险与战略抉择。

1. 出口替代红利只是表象

当前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确实获得部分中低端订单转移，如纺织、电子组装、家电零配件等。然而，这些红利建立在“临时规避关税”的基础上，缺乏完整产业链支撑。一旦美方将关税政策外溢至东南亚（目前已有迹象），替代红利极易中断。

2. 美国已将东南亚纳入高税率政策范畴

据2025年4月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美方对柬埔寨、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实施了新的高关税安排，平均税率分别达到49%、46%、37%和32%。这意味着，即使不是“反制目标”，东南亚国家也难以完全从中美冲突中“抽身”，反而被迫卷入全球贸易摩擦的次生战场。

3. 与中国加深区域合作成替代方案之一

在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东盟国家倾向于强化与中国的产业协同。例如，马来西亚近期与中国签署新一轮数字经济合作协议；印尼正计划引入更多中资在电动车、电池原料等领域的投资。这些趋势说明，“跟进美国制裁”将不符合东南亚国家根本利益，反而区域经济融合、制度对接将更符合战略稳定性需求。

四、是否应跟进中国加税？东南亚的理性路径选择

对于是否应仿效中国加税举动这一问题，东南亚国家整体更趋向“理性克制”，主要考虑包括：

• 经济体量与回旋空间不足：东南亚多数国家GDP规模较小、产业链不完整，贸然反制恐招致美方技术、资本、金融等多维度的反压。

• 金融与外资高度依赖欧美市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对欧美资金流动性依赖度高，政策强硬易触发市场动荡。

• 战略中立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与资金流入：在美中激烈竞争中保持“不站队”立场，更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红利、吸引外商投资与技术合作。

综合来看，东南亚国家更有可能采取灵活、不对抗、不站边的策略，通过深化区域合作、优化产业政策、扩大出口多元化来对冲当前冲突的负面溢出效应。

五、结语：维护战略回旋与开放红利比对抗更重要

中美经过数轮关税升级后，贸易争端已非短期内可解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若要持续发展，应将重点放在：

• 加强与区域大国（如中国、日韩）的协同机制；

• 积极推动RCEP、CPTPP等多边机制的实质化运作；

• 完善本地制度环境，提高对产业转移与全球资金的吸纳能力；

• 审慎应对任何要求其“选边站”的外部压力。

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生存并发展，考验的是政治定力与经济智慧，而不是盲目跟随或对抗。

撰稿人：Dr Mark Ooi | 金融市场专栏| 2025年4月8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随着马来西亚社会逐步迈向高龄化，退休的课题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设想，而是一道迫在眉睫的经济与生活命题。退休不仅代表着工作生涯的终结，更象征着一个人走向自我掌控时间与生活节奏的崭新阶段。然而，要实现这种理想状态，仅凭“期待”显然不够。更关键的是：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准备来支撑那段不再创造收入却依旧需要消费的人生时光？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许多人最常问的是：“我需要准备多少钱才能退休？”但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并非一个静态的数字，而是这个数字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地理选择、健康状态、通胀冲击，以及我们对老年尊严的理解。

生活方式：你向往什么样的退休人生？

在马来西亚，人们对退休生活的期待高度多元。有些人希望回归乡镇生活，过上简朴自在的日子；另一些人则渴望继续留在城市，享受便捷的交通与高质量的医疗资源；也有人将退休定义为“第二人生”的开始，计划环游亚洲、学习新语言或参与志愿服务。这些不同的人生选择，决定了截然不同的经济需求。

以下表格为不同退休生活类型在马来西亚的月度与年度开销估算（单人）：

退休生活类型 每月支出范围（RM） 每年总支出范围（RM）

简朴生活型（基础开支为主） RM2,000 – RM3,000 RM24,000 – RM36,000

舒适中产型（偶尔旅行、私人医疗） RM4,000 – RM6,000 RM48,000 – RM72,000

高端享受型（旅游、高质量医疗、休闲娱乐） RM8,000 – RM12,000+ RM96,000 – RM144,000+

如果以25年退休期计算（从60岁至85岁），个人所需退休金总额约为：

• 简朴型：RM600,000 – RM900,000

• 舒适型：RM1,200,000 – RM1,800,000

• 高端型：RM2,400,000 – RM3,600,000+

若以基础生活为标准，在小城镇中维持温饱、基本医疗和日常消费，每月大约需要RM2,500至RM3,000不等。而若希望享有中产阶层的舒适生活，包括适度的外出、私人医疗与良好居住条件，则每月支出可能升至RM5,000至RM6,000。对于希望延续上层生活质素、拥有海外旅游、高端医疗与社交活动者而言，其每月生活成本甚至可能超过RM10,000。倘若按25年的退休期计算，即从60岁活到85岁，个人所需的退休金总额将从RM750,000到RM3,000,000不等。这个范围虽宽，却忠实地反映了马来西亚退休群体之间差异极大的生活需求与消费模式。

地理因素：你的“退休城市”决定了你的现金流

选择在哪里退休，是影响生活品质与财务预算的第二大关键。以吉隆坡、槟城和柔佛新山为例，这些城市虽然提供顶尖医疗、交通与文化资源，却也意味着更高的居住与生活成本。相较之下，怡保、马六甲或登嘉楼等中小城市，虽然生活节奏更缓慢，服务密度不如大都会，但其房价与物价水平往往更为可控，适合追求安稳而非奢华生活的退休者。

地点 生活优势 潜在局限 每月基本估算开支（单人）

吉隆坡 医疗资源顶尖、公共设施齐全、文化活动丰富 成本高、交通拥堵、节奏快 RM4,000 – RM6,500

槟城 国际化程度高、美食、医疗优质 房价高、人群密集 RM3,500 – RM5,500

怡保 空气好、房价低、节奏慢 医疗资源集中于少数医院 RM2,500 – RM4,000

马六甲 历史与文化并重、生活开支适中 医疗体系仍在发展 RM3,000 – RM4,500

登嘉楼 海滨宁静生活、物价低廉 医疗选择有限、对外交通不便 RM2,000 – RM3,000

许多金融顾问建议，若退休收入有限，不妨考虑“地理套利”策略，也就是在收入能力较强时积累资产于高价值城市，退休后迁移至低成本地区，从而有效延长退休金的可持续性。例如，一位在巴生谷工作的公务员若选择在怡保退休，同样数额的EPF资金即可维持更长时间的舒适生活。

EPF：美好机制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作为大马最主要的退休金来源，雇员公积金（EPF）制度多年来为许多雇员提供了强制性储蓄框架与稳健的年回酬。然而，正如EPF机构自己所公布的数据所揭示的，制度的稳健并不代表每个个体的储备都足够应付未来。

根据EPF于2024年的统计数据：

• 55岁会员的中位数储蓄额仅为RM38,000。

• 60岁会员的平均储蓄额为RM270,000。

• 超过50%的EPF会员在退休时账户余额不足RM50,000。

• 能够在55岁时累积超过RM500,000的人，不足15%。

2024年的数据显示，60岁时的平均EPF储蓄仅为RM270,000。倘若每月退休开销为RM4,000，则这些储蓄仅能支撑不到6年的生活，远低于一般人所需的20至30年退休期。而更令人忧虑的是，超过半数会员在55岁时的账户余额低于RM50,000。这意味着，除非拥有额外的储蓄或被动收入来源，超过五成的大马劳动人口将面临“退休即贫困”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单靠EPF显然不再足以构成完整的退休计划。越来越多专家建议，除了依靠EPF基本储蓄，还应考虑私人退休计划（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s）、自主定投的单位信托基金、房产投资，以及高股息股票组合等多元化策略，以弥补制度性差距。

隐性风险：通胀、健康与长寿的三重压力

影响退休预算的三大风险，往往不是收入中断本身，而是支出“隐性升级”的三重来源：通货膨胀、健康风险与超预期寿命。

在通胀方面，即使年通胀率维持在3%，25年后生活成本将上涨一倍以上，今天RM5,000的月支出，届时可能需RM10,000才能维持同等生活质量。而医疗开销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年龄增长，重大疾病、高风险手术与长期慢性病管理的成本急剧上升，即便拥有医疗保险，其自付额与保费本身也可能成为巨大的负担。此外，科技进步虽然延长了人类寿命，但也对退休金提出了新的挑战。若预期活到90岁甚至更久，任何保守计算的退休储备，都会在后期被拖入资金枯竭的边缘。

这三大风险提醒我们，退休计划不应仅基于静态预算模型，而应采用动态应变机制，定期审查财务状况，并预设多重缓冲方案。

结语：提前准备，是对未来最严肃的尊重

“退休要多少钱？”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它的答案取决于你的生活愿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地理选择及财务纪律。正因为如此，越早启动退休规划，越能在选择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在马来西亚，尽管基础生活成本仍较多国家为低，但人口结构转型、医疗需求升级与财务自理责任的转移，已使退休不再只是一个“自然到来”的阶段，而是需要高度自主思考的经济决策。没有人愿意在老年面对拮据或依赖他人。而一个清晰、前瞻且可执行的退休财务计划，不仅是你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庄严承诺。

撰稿人：Xu Kai & Dr Mark Ooi | 金融市场专栏| 2025年4月7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经济研究与市场分析参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亦不构成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推荐、买卖、或持有意见。读者应根据自身情况与专业建议独立判断。 

长期以来，马来西亚股市被贴上“停滞”、“低成长”的标签。KLCI指数（马来西亚富时综合指数）自2014年高点1896点回落后，多年维持横盘区间（1450–1600点），年复合增长率远低于美股、越南、印度。

这种表现有其根本原因：

1. 结构集中度高：根据Bursa Malaysia数据，前30大成份股中，有超过60%市值来自银行、公用事业、种植业和石油天然气公司。换句话说，马股缺乏“新经济”代表。

2. 上市公司“中年化”特征明显：多为成熟期企业，营收稳定但成长缓慢；创投机制和科技独角兽上市通道较窄。

3. 区域竞争激烈：外国资本更倾向流入越南、印尼等人口红利充沛、工业化周期早期的市场；高成长资本偏好科技股集中的美国、中国。

但这不意味着马股“不可投”，而是不能用炒作性眼光看待这个市场。其价值在于基本面逻辑、产业稳定性与现金流优势。

二、结构集中=劣势？还是资本保值的锚？

在传统视角中，产业结构集中常被视为风险，但对于稳健型资金（如保险基金、退休金机构、银行理财）来说，集中也代表可预测性。

以马来西亚银行业为例：Maybank、CIMB、Public Bank 占据市场绝对主导地位，形成稳固的盈利模型。它们的净息差（NIM）稳定在1.7%–2.5%，不良贷款率低于2%，配股率高，分红稳定，抗周期能力强。

同理，Tenaga Nasional在电力领域的垄断地位，加上政府对电价机制的监管协商，使其成为公用事业中典型的“债券替代股”。

这类公司不具备“倍增潜力”，但却是宏观不确定性时期的防御性配置资产，尤其适合养老金、机构资金的长期配置。

三、成长性藏在哪？马股的“隐性引擎”

虽然大市表现平淡，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产业链分布，就会发现一些“高速路口”上的马来西亚企业。

1. 半导体封测链

马来西亚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后段封装中心之一。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全球约13%的封测业务在马进行。槟城被誉为“东方硅谷”，是Intel、AMD、Micron等全球科技巨头的区域制造中心。

本地企业如 Inari Amertron（为Broadcom提供封装服务）、Greatech（提供自动化设备）、Frontken（为晶圆厂提供表面工程服务），正受益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技脱钩”，以及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China+1）趋势。

这些企业的增长不是偶然，而是全球战略版图变迁的反射。

2. 绿色能源转型

在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与2030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开始推动绿色电力交易平台（Green Electricity Tariff），鼓励企业转向清洁能源。

公司如 Solarvest、Cypark、Samaiden Group 开始承接大型太阳能与再生能源项目；而传统能源公司如 YTL Power 正逐步转型进入氢能与风能布局。绿色能源正在成为政策红利下的新增长极。

3. 工业4.0 与智能制造

马来西亚在“IR4.0”（工业革命4.0）政策之下，推动本地制造企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Kelington、Pentamaster、MI Technovation等企业专注于精密制造、气体系统、自动化设备，客户群包括全球晶圆厂与光电企业。

这类公司成长路径与台湾EMS、深圳工业4.0升级企业类似，是马来西亚在新工业体系中留下的“变量坐标”。

四、政策不是口号，是资本资源重配的风向

从财政预算案（Budget 2024）到《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马来西亚政府正明确将资源从传统制造与原产品，转向高价值产业。

这不只是政治承诺，而是财政、税务、人才与土地资源的倾斜。例如：

• 投资税收减免（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 数字经济补贴与5G基础建设（MyDigital）

• 清洁能源项目的绿色融资支持机制

这些政策实质改变了企业的盈利模型、资本支出结构与估值区间。投资者如果忽略这一逻辑，就等于错失结构性上升波段。

五、散户投资者该如何应对？五个关键词

1. 护城河：找出行业领先地位稳固、有定价权的公司；

2. 现金流：关注自由现金流转正、有能力发放股息的公司；

3. 全球客户：出口导向型企业，拥有抗国内需求疲软能力；

4. 政策对接：是否处在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

5. 治理透明：董事会独立性强、审计报告清晰的公司优先考虑。

投资马股，从来不是“拼快”，而是“拼懂”。

结语：你需要的，不是刺激，而是对结构的理解

马来西亚股市并不炫目，也不爆炸。但它的逻辑，清晰、可控、可衡量。

它不像美股那样靠AI概念暴涨，也不像港股那样因政策风向起伏。但它为那些愿意花时间理解结构、跟踪政策、研究公司基本面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低估值、高确定性、可持续回报的现实战场。

资本的本质从来不是追逐热度，而是配置确定性。

愿你理解市场，而非迷信市场。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2025年4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提出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主张：如再度执政，他将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统一的24%关税”，以遏制美国的贸易逆差，重振本土制造业。这一言论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也在全球供应链中引起深远的担忧，尤其对那些对美出口依赖度高的经济体构成结构性冲击风险。马来西亚作为典型的开放型小型经济体，其出口总额占GDP的69%以上，而美国历来是其前五大出口市场之一。本文旨在从产业、金融、政策与外交多个维度，剖析特朗普加税政策对马来西亚经济潜在的五大冲击路径，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对美出口构成的高度依赖性与产业集中度风险

根据2024年马来西亚统计局与MATRADE数据，马来西亚全年对美国出口总额达RM 1670亿（约合370亿美元），占其全部出口额的10.8%。出口商品以电气与电子（E&E）产品为主，占比高达53.4%，其次为橡胶与塑料制品（主要为手套和工业部件）、医疗器械、化工产品与家具产品。

值得警惕的是，马来西亚出口至美国产品的价格敏感性较高，尤其是中低端的电子组件与OEM制造产品。一旦加征24%的关税，这类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终端售价将被抬高超过15%—25%，极易被越南、墨西哥、菲律宾等关税成本较低的生产国所取代。而在医疗橡胶与家具产业方面，加税将加重企业的边际税负，直接侵蚀利润率，令部分中小型出口企业无法维持对美订单。

根据大马全国中小企业协会（SME Corp）的测算，若加税政策全面落地，预计约有28%的对美出口订单将在6—12个月内流失，对巴生谷、柔佛与槟城工业区将构成显著产能冲击，预计将影响近40,000个就业岗位。

二、跨国资本投资结构的动摇：马来西亚能否保住全球制造基地地位？

马来西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一大优势是其作为“中美供应链中立桥梁”的地理与制度优势。然而，该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出口至美国的制造能力。一旦美方对进口商品加征统一关税，将使马来西亚在全球FDI竞争中失去部分吸引力。

例如，2024年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在柔佛州新山投资逾70亿美元建设的封测厂，项目目的正是将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加税将直接影响其投资收益预期与出口调度逻辑，迫使其重新评估在马来西亚的产线布局。与此同时，许多美资制造商如Texas Instruments、Analog Devices、Western Digital等，其在槟城的工厂可能会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至北美自贸协定区（如墨西哥）或TPA豁免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转移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具有“战略信号”性质：一旦部分跨国公司将马来西亚移出其全球供应链枢纽地位，未来再吸引高端制造将更为困难。

三、马币汇率、外汇储备与宏观稳定性的传导效应

如果24%关税政策实施并影响马来西亚出口，马币汇率将成为首个直接反应变量。2022–2024年间，马币已由1美元兑4.20下滑至约4.70。若出口前景恶化、资本外流加剧，马币汇率有可能跌破4.95甚至5.00的心理关口。

马币贬值虽有助于提升出口商的本币利润，但若资本市场情绪恶化，将带动更大规模的股市波动与短期外资撤离，形成“金融三杀”格局：汇率贬值 + 通胀上升 + 利率上调压力。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的模型测算，每贬值1%的马币将导致核心输入品价格上涨0.4%左右，尤其是原油、天然气、钢材、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原材料。中长期看，输入性通胀将逐步传导至CPI，对低收入群体形成消费压力。为稳定马币与物价，BNM或不得不提前进入紧缩周期，对民间投资与贷款市场构成进一步抑制。

四、马来西亚在全球供应链中枢位置的动摇与区域替代威胁

马来西亚一直以来被视为电子制造、手套、化工与棕榈油等产品的“可靠替代国”，并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受益于制造转移。然而，美国若实施对所有进口产品的一刀切式关税，不仅打击中国，也波及整个亚洲供应链，包括马来西亚。

随着美国强化“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战略，墨西哥成为制造业回流的重要接收地。根据美国经济研究所（AEI）的模拟推演，若加税政策实施，墨西哥出口至美国的制造品将提升约14%的市场份额，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出口国则平均下滑7%—10%。

同时，越南、印度与印尼凭借更具成本优势的制造能力、人口红利及快速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全球FDI再配置中不断崛起。若马来西亚无法在高附加值制造、自动化生产、绿色产业链布局方面迅速突破，极可能被边缘化。

五、政策应对路径：制度协同、外交筹码与市场重塑

在多重风险压力下，马来西亚政府需采取多层次、系统化的应对策略：

首先，外交方面应尽快利用与美国在CPTPP、APEC、东盟-美国峰会等多边或双边平台上谈判窗口，争取在绿色能源、医疗防疫、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关税豁免机制。

其次，需大力推动出口市场的地理多元化。中国、印度、中亚、阿联酋与非洲是可布局的中长期替代市场。此外，政府应通过税收减免、融资工具与出口信用担保等手段，为受影响企业提供转型空间与抗冲击能力。

最后，从根本上看，马来西亚必须加快迈向“出口主导型向创新主导型”转型，在自动化、人工智能、绿色制造、供应链可视化方面提升国家竞争力，避免陷入依赖廉价制造与外部市场的结构性困境。

结语：风险与重塑的交叉点

特朗普提出的统一24%关税，不只是一次关税政策变革，更是一场影响中小型开放经济体全球角色的制度性震荡。对马来西亚而言，这不仅是出口数字的起伏，更是其产业定位、对外依赖结构与国家竞争战略的一次全面考验。

在地缘政治重组与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历史节点上，唯有进行系统性再定位，方能在危机中重构新秩序下的主动权。

撰稿人：Dr. Mark Ooi | 国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与通缩阴影

要理解日本此次终结负利率的深层动因，必须回到其经济长期病灶的根源。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的经济停滞期之一。股市和房地产的崩盘引发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企业与家庭纷纷减少支出与投资，从而拉开了“失去的十年”，而这十年最终演变为“失去的三十年”。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经济的几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首先是通缩预期根深蒂固。物价长期不升反降，居民推迟消费、企业压缩成本，进一步压低工资，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通缩循环。其次是人口结构恶化，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全球最高，政府支出重心不断向养老金与医疗保障倾斜，财政空间受到严重压制。第三则是投资疲软与技术扩张动力减弱，日本企业虽在制造与品质方面具全球声誉，但在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布局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与中国，导致整体增长缺乏新引擎。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央行自1999年起便实行零利率政策，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主导下进一步启动“量化与质化宽松”（QQE），并于2016年实施负利率政策，成为全球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大规模、长期维持负利率的大型经济体。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被寄望于扭转长期通缩、刺激贷款与消费，并重塑日本经济的价格机制。

货币宽松的边际效应衰竭

但现实却并不如理论预期。虽然短期内负利率推高了日本股市、压低了日元汇率，部分刺激了出口，但日本整体经济结构未见明显改善。企业投资未出现持续上升，家庭消费亦未实质恢复，而银行体系反而受压更重。商业银行因利润空间被挤压而压缩风险资产配置，对中小企业放贷意愿下降。长期执行负利率政策，也使得市场产生了对“政策永不正常化”的预期，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策信号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日本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与保险公司，为寻求更高收益，不得不将资金大举外流，投向美国国债、新兴市场债券及全球房地产资产，反而造成国内资本空心化。这些现象使得日本央行自身也开始反思：货币宽松不仅效果递减，甚至开始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

通胀“真实回归”成为政策回调导火索

2022年起，随着全球供应链受阻、能源价格飙升，日本经济迎来了罕见的通胀回潮。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首次持续突破2%的目标水平，并在食品、交通、服务等多个领域表现出广泛而稳定的涨价趋势。不同于过去依赖输入型通胀（如原油、进口商品）驱动的物价波动，这一轮上涨具有更强的内生性特征。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紧缩趋势也出现质变。2024年“春斗”（企业与工会年度薪资谈判）中，多数大型企业平均加薪幅度达到3.6%，创近三十年新高。这一信号表明，工资—物价的正反馈机制可能正在日本形成，长期以来央行追求的通胀愿景正开始变得真实可持续。

此时若继续维持负利率，不仅显得政策目标已达成却不调整，亦可能加剧通胀预期失控的风险。

全球货币政策的“脱钩”令日元承压

日本“抬头”的第三个关键背景，是全球货币政策环境的急剧转变。美联储自2022年起连续加息，欧洲央行紧随其后，而日本却坚持负利率不动，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形成极端的日美利差结构。2024年，日美10年期国债利差一度高达4%以上，吸引大量套利资金流出日本，推升美元兑日元汇率至152的历史性高点。

汇率持续贬值，已开始显著侵蚀企业利润与居民购买力。日本进口价格指数攀升，能源、原材料与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剧增，使得企业面临盈利压力、家庭负担加重。日元的信用也因此受到质疑，甚至引发社会层面对央行信誉与货币主权的反思。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央行如再不调整利率政策，将不仅错失引导预期的时机，更可能陷入政策失能的尴尬境地。2025年3月，日本央行终于决定上调短期政策利率至0.1%，结束自2016年以来持续的负利率政策。虽然幅度仅0.2个百分点，但这次转向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意味着日本央行重新回归基于现实经济数据与风险管理逻辑制定政策的轨道。

这次“抬头”，实质上是对过去二十年货币实验的阶段性总结与修正，也为未来日本进入“通胀管理”与“财政协同”的新阶段铺路。它不只是对通胀现状的回应，更是对资本外流、金融扭曲与汇率失控的结构性修复。

日本加息后的区域震荡：马来西亚面临的三重压力与两大契机

一、汇率贬值与资本流出的双重风险

随着日本终结负利率、日元回升，国际资本开始重新配置亚洲市场资产。此前，大量日本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将资金配置于马来西亚国债（MGS）、企业债、工业房地产与股市，以追求比本国更高的回报。然而，日本利率回升后，部分资金有望“回流东京”，特别是短久期、高流动性资产首当其冲。

这种回流趋势将直接施压马币汇率。截至2025年3月，马币已从年初的4.73兑美元贬至4.87。若日本加息预期强化，日美、日马利差持续收窄，马来西亚的本币将进一步承压，进入“资本流出—货币贬值—进口成本上升”的潜在恶性循环。

马币贬值虽有利于出口企业，但对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如制造、建筑）与家庭部门却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加重，BNM（国家银行）将不得不在“稳汇率”与“促增长”之间艰难权衡。

二、本地债市与融资成本上升

马来西亚债券市场多年来受益于全球低利率环境，成为日本等发达国家资金的重要避风港。然而日本加息后，MGS相对吸引力下降，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根据国库控股与RAM Ratings的数据，2025年初本地10年期国债利率已从3.9%上升至4.2%，显示融资成本边际抬升趋势明显。

对政府而言，意味着财政赤字融资压力上升；对企业而言，尤其是中小企业与房地产开发商，其市场融资将遭遇更高利率门槛，抑制扩张与资本支出。

三、BNM政策空间受限，滞后风险显现

在日本与美国双双维持高利率的背景下，马来西亚若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势必进一步诱发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但若选择加息，则会对尚未完全恢复的国内消费与企业贷款构成挤压。这使得BNM陷入“两难境地”：加息抗流出将牺牲增长，不加息又面临货币稳定与通胀压力。

短期内，马来西亚央行可能维持“选择性干预 + 外汇储备调节 + 结构性引资”的三管齐下策略。但中长期，若不优化本币资产吸引力与提高出口附加值，仍难逃被动应对的局面。

小结：从货币战术到国家战略的深度转变

日本结束负利率，是一次货币政策路径上的回归，也是一种国家经济战略认知的升级。它标志着日本央行不再坚持无限宽松的思维路径，而是意识到政策目标需与结构现实相匹配，与全球经济趋势保持协调，才能真正增强国家经济韧性。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新兴亚洲国家，将重新面临“利率差再定价—汇率风险释放—资本流向重构”的系统冲击。对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而言，日本的“抬头”是一次外部变量的拐点，更是检验本国金融结构弹性与政策前瞻性的分水岭。

撰稿人：Yang Ze & Dr Mark Ooi| ESG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吉隆坡、纽约、伦敦联合报道——曾被誉为21世纪资本市场“伦理革命”的ESG投资理念，正遭遇一场罕见的全球性信任危机。随着美国多家资产管理公司重新评估可持续投资框架，评级机构MSCI大规模下调企业ESG评分，以及共和党州政府对绿色金融的政治打压，ESG投资的系统性调整信号已显现。

从纽约黑石集团（BlackRock）到瑞士MSCI，从主权基金到ETF平台，资本的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全球市场正从“普适ESG”过渡至“结构分化期”，不少投资者开始从形式化ESG工具中抽身，转向更为务实的责任资本逻辑。

MSCI评分调整引爆“信任危机”，超过三分之一企业评级被下调

据《彭博》3月数据显示，MSCI于2024年12月重设ESG评级模型后，全球约37%的上市企业ESG等级遭到下调，涵盖包括亚马逊、丰田、壳牌等跨国公司。此举震惊市场，多支依赖MSCI ESG评级构建的ETF在季度重平衡中被迫调仓，基金持仓波动显著放大。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评级收紧反映出投资者对ESG评估模型信赖度下降，也暴露出行业长期以来对非财务信息依赖过强、算法逻辑不透明的问题。

“当评级成分中，公司发不发可持续报告比它是否真正减排更重要时，ESG评级便失去了它应有的道德说服力。”

——彼得·桑德森，前MSCI ESG业务负责人

在ESG投资遭遇全球性信任危机的背景下，“Greenwashing”（绿色漂洗）已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核心议题。监管机构、投资者、评级机构与媒体正对大量可持续投资产品展开重新审视，要求企业与基金管理人交出真实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成绩单”。

2023年以来，德国资产管理巨头DWS（德银旗下）因涉嫌虚假ESG声明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联合调查。该公司曾宣称其管理资产“广泛整合ESG考量”，但实际数据显示，大量产品并未实施环境或社会影响评估。

2024年5月，DWS被处以总额1.9亿美元的罚款，并被要求剥离部分ESG品牌产品。此案成为全球首宗因“系统性漂绿”遭金融制裁的案例，为行业敲响警钟。

华尔街态度转向：贝莱德淡化表述，先锋直接退出倡议联盟

ESG概念的拐点最早可追溯至2023年中。彼时，贝莱德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致股东信中首次省略了“ESG”表述，并指出：“我们不应以意识形态立场看待投资议题，而应回归股东回报与长期治理”。

紧随其后，先锋集团（Vanguard）宣布退出气候金融倡议组织“净零资产管理人联盟（NZAM）”，引发市场强烈反响。美国13个州更进一步，以“政治干预金融”为由，立法限制州属基金投资于支持ESG理念的公司。

据《金融时报》测算，仅2024年，美国本土ESG类资产基金流出规模达345亿美元，为近十年来首次出现年度净流出。

回报表现承压，“高理念、低收益”遭遇市场修正

除政治与评级争议外，ESG投资近年来回报表现不佳，也加速了资本流出。摩根大通研究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球ESG指数回报率较传统指数平均落后2.1至3.5个百分点，主要因其排除高盈利但高碳排行业（如传统能源、矿产、化工）而错失上涨机会。

根据Morningstar数据，全球ESG ETF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赎回率达8.7%，为过去五年新高。

市场是否真正“去ESG化”？或正迈入“治理深化期”

尽管ESG基金与评级机构遭遇声誉挑战，但多方专家认为这并不等于ESG的终结，反而可能标志其“由标签向治理实质转型”。

德勤（Deloitte）在2025年ESG资本报告中指出，尽管被动ESG基金规模收缩，但主权基金、长期养老金与大学捐赠资金在能源转型、绿色债券、新材料等领域的投资配置比例持续增长。欧盟“绿色分类法”（EU Taxonomy）、IFRS S1/S2会计框架的生效，也在推动企业将可持续信息正式纳入财务报告。

东南亚与马来西亚的双重挑战与转型机会

对马来西亚而言，全球ESG资本退潮首先带来两个短期挑战：

1. 绿色融资外资依赖性高：本地绿色债券发行中，超过40%投资来自国际资金，若资本回流欧美，项目融资稳定性将受考验。

2. 数据披露不足、评级透明度低：本地企业在ESG信息质量、指标一致性、第三方审核制度方面尚存差距，难以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也存在战略契机：

• 马来西亚在伊斯兰金融与绿色金融融合方面具国际先发优势，可打造“价值导向型责任投资”模式，区别于西方商业性ESG；

• 区域内合作（如东盟绿色债券、碳交易市场）正逐步推进，有望提升融资韧性；

• 大马证券委员会（SC）2025年《强化可持续报告框架》即将落地，将推动企业ESG信息向“财务整合报告”靠拢。

结语：ESG不是泡沫，而是一场“去伪存真”的洗牌

在金融市场的每一个重大理念变革中，总有一段“概念过热—泡沫消退—理性重塑”的周期。如今的ESG正处于第二阶段，经历一轮系统性“去漂绿”、去标签、去投机的调整。

未来，真正符合长期价值创造、披露真实、治理到位、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与投资人，将在新一轮ESG体系重构中重新赢得市场的信任。

ESG不是退潮，而是一次洗牌。留下的，将更有韧性；离开的，不过是表演者。

撰稿人：Dr Mark Ooi & Su YiQi| 国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在经历多年以“工业4.0”为旗帜的高科技投资布局之后，马来西亚正处于一场关于“技术愿景能否兑现”的现实考验之中。尽管在政策框架、招商引资与对外承诺方面展现出活跃姿态，实际产业落地进度、技术能力积累与本土企业承接能力却滞后明显。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与智能制造等关键高科技领域，系统性的断层正在形成。

投资承诺强劲，产业承接力不足

据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披露，2023年马来西亚吸引了超过1420亿令吉的制造业投资额，其中近一半指向高科技产业。然而，投资结构显示，大量项目仍集中在低税区组装、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配套领域。核心技术落地、研发中心设立、本地研发团队扩张等关键指标则增长缓慢。

这种“资本承诺与技术积累之间的不对称”意味着，马来西亚虽持续吸引国际企业设厂，却未能同步培育本土掌控能力，形成技术依赖性产业体系。

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已有逾50年发展历史，是全球封装与测试服务的主要提供国之一。尤其在槟城、居林、马六甲与柔佛四大工业区，形成了以外资主导、本地厂商配套的电子集群。2024年，电子电器产品占马来西亚总出口比重达38.3%，其中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总值超过7000亿令吉，连续五年位居东盟第一。

然而，当前马来西亚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主要集中于封装测试（OSAT）与后段组装服务，核心芯片设计、先进制造制程（如3nm、5nm）、设备制造与EDA软件均不具备自主能力。这种“强而不自主”的结构限制了本地企业在AI芯片、智能传感器、边缘计算芯片等战略性领域的技术演进与溢出效应。

关键产业链仍处边缘，价值创造有限

在半导体、电气电子、数据处理等高科技出口大类中，马来西亚的主要功能仍集中于封装测试、后期装配与技术服务环节，属于全球产业链中的“中下游”。芯片设计、算法架构、系统级集成与工业软件等高附加值板块仍由美国、中国台湾与韩国企业主导。

这意味着，虽然出口总额稳定增长，实际产业附加值、技术溢出与知识产权积累却较为有限，难以支撑长期自主创新能力。AI芯片对集成度、热管理与封装材料提出更高标准，而先进封装（如Fan-Out、CoWoS、3D封装）已成为全球技术主战场。目前，台积电、三星、英特尔正加速推进先进封装技术，美国与中国亦强化设备自主权。而马来西亚企业大多仍停留在传统Wire Bond与Flip Chip阶段，缺乏向系统级封装（SiP）升级的资本与技术资源。

此外，AI芯片封测过程中所需的晶圆检测、信号完整性测试、热仿真系统等，也高度依赖进口设备与海外算法模型。马来西亚尚无形成本地供应生态链，技术嵌套深、升级路径受限。

本地技术企业规模偏小，成长瓶颈明显

本土科技企业尤其是AI相关创业公司，普遍面临技术资源薄弱、融资渠道有限、人才流失率高的多重困境。根据2024年马来西亚中小型科技企业白皮书显示，超过85%的AI及工业自动化企业年营收不足500万令吉，研发支出占比长期低于5%。

与此同时，在区域性技术竞争加剧背景下，马来西亚本地创新生态与供应链整合能力，逐渐被邻国如越南与新加坡拉开差距。

政策执行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工程能力

马来西亚在政策制定层面推出了多个技术发展框架，包括《国家工业4.0政策》、《人工智能国家战略（NAIS）》与《数字经济蓝图（MyDigital）》。然而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执行主体分散，具体落地项目时常面对多重行政流程与审批障碍。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推动的技术园区、AI创新平台及智能制造示范区，建设周期普遍偏长，配套措施滞后，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大量企业在申请税收激励、引才资金或高端设备进口流程中遇到程序瓶颈，削弱了技术迁移的时效性与投资信心。

高技术人才供需错配，人才资本外流持续

AI产业落地最核心的变量是高端技术人才。然而当前马来西亚在人工智能工程、数据架构设计、自动化算法与嵌入式芯片开发等关键领域，面临严重的人才空缺。尽管高校持续扩招STEM领域学生，但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与企业用人标准脱节。

同时，受制于薪酬结构、研发平台与职业晋升通道限制，技术人才大量流向新加坡、澳洲或中国深圳等城市，形成技术外溢而非内循环的趋势。这种结构性外流直接削弱了本地企业吸收与再创造技术的能力。

国际竞争格局重构，马来西亚面临“中间层”风险

区域内多国正加速构建AI与高技术产业生态系统。越南成功引入全球智能手机与芯片制造中心，并与美日企业共建高精度加工与AI处理平台。印尼大力发展国家半导体计划，推出“技术主权战略”鼓励海外技术内迁。新加坡则在AI安全、自动化医疗、城市治理等方面占据技术标准制定主动权。

马来西亚在全球分工中若未能提升其“不可替代性”，将面临被边缘化风险，即被迫维持中低端制造定位，却无法主导技术路径或话语权。

结语：从政策愿景走向产业现实的断裂带

“工业4.0”与“AI国家战略”本质上是对马来西亚未来十年经济结构的战略定位。然而，当政策落地进程滞后于资本布局节奏，当人才与技术未能同步跟进，当本地企业未能形成持续技术进化路径，这一系列断裂正不断扩大。

在全球资本重塑高技术版图、区域技术标准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亟需重新审视其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执行力与系统性设计，从“导入外资”转向“培育主干”，从“园区建设”转向“技术核心”，从“政策公告”转向“工程治理”。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工业4.0”的愿景跃迁到“AI产业落地”的现实，不再只是区域供应链的延伸，而成为东盟科技竞争中的主动参与者。

撰稿人：Dr Mark Ooi & Su YiQi| 国内经济专栏| 2025年4月6号 | Censuria Strategic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自2024年4月起，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局（EPF）正式实施养老金改革，设立被称为“Account 3”的第三账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与政策反思。表面上，这项改革意在提升灵活性，让会员可以提取一小部分养老金资金以应对生活压力；然而，深入审视其设计结构、长远影响与国际对标经验，便不难发现：该制度虽然短期提升了资金可触达性，却可能对EPF的核心使命——保障国民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安全——构成系统性削弱。

制度转向：从强制封闭到半开放结构的风险过渡

传统的EPF体系建立在“长期积累、封闭管理”的基础之上，其设计逻辑与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积累型养老金模型”基本一致，即通过强制储蓄、复利投资与延期支取，为广大劳动者构建一个相对安全的退休收入保障机制。

然而，自新冠疫情期间启动的多轮提款政策（如i-Lestari、i-Sinar、i-Citra）之后，这一封闭机制已然被打破。Account 3的设立将这一非常态的应急提款机制制度化与常态化，并赋予会员按月自由支取10%养老金份额的权限，标志着EPF制度的运作逻辑出现了本质上的转向——从“封闭型保障账户”转变为“类银行式可支取账户”。

此举看似顺应民众在高通胀、生活成本上升背景下的流动性需求，实则是以牺牲养老金制度的核心特征换取短期政策安抚效应。

储蓄基础日益脆弱：平均账户余额难以支撑退休生活

根据EPF公布的2023年年报数据，目前超过51.5%的会员总存款低于10,000令吉，而具有超过100,000令吉以上存款者占比不到27%。倘若将生活成本及退休年龄纳入评估，则一个普通马来西亚退休者所需的最低养老金应不低于360,000令吉，方可维持15年基本生活支出。然而现实是，约七成EPF会员将面临“储蓄断层”的结构性风险。

在此背景下引入Account 3，不仅未能缓解长期不足的养老储蓄问题，反而鼓励资金提早支取，加剧了结构性不足现象的制度固化。这种政策设计，从根本上弱化了EPF的社会保障功能，甚至可能导致未来国民在退休后不得不依赖政府补贴或其他福利支撑，从而推高财政再分配负担。

投资与偿付能力的张力：长期资本流出影响基金韧性

EPF作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养老基金之一，其资产组合结构强调“长期稳健、全球分散”的投资策略。在正常运营模式下，基金具备强大的现金流入保障，能将大部分资本投向房地产、债券、股票与基础设施等具有长期回报周期的资产类别，以实现资产增值与抗通胀功能。

但当资金结构被持续侵蚀——尤其是以制度化名义将资金转向短期流动账户——基金管理层将不得不提高资产流动性比重，牺牲原有的长期资产配置逻辑。这种资本期限错配（mismatch of duration）将降低基金整体收益率，进而影响每年可供分配的红利水平，进一步削弱制度吸引力。

在结构层面，这种内部张力会逐步削弱EPF的偿付能力和资产抗风险能力，尤其在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成为一颗潜在的制度“时限炸弹”。

国际经验借鉴：灵活提取≠制度稳定

纵观全球养老金制度发展经验，许多国家早期尝试给予养老金账户更多弹性提取机制，但普遍面临结构性偿付风险上升的挑战。智利、秘鲁等南美国家曾因“个人账户可提取”政策导致大规模提前支取，最终需由国家财政进行兜底，陷入养老金私有化后的再国家化困境。

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则始终坚持“分账户、封闭式管理”的理念，仅允许在特定节点或限定用途下支取，确保养老金储蓄不被滥用，维持制度的稳健性。这种相对封闭的制度安排，虽牺牲了部分灵活性，却极大提升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结语：制度改革不能以牺牲长期安全换取短期流动性

Account 3制度在政治层面或许展现了政府“关心人民生活困难”的姿态，然而从养老金制度设计与宏观财务治理的角度来看，此举更像是一种短期妥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储蓄不足与社会保障体系断层的问题。

若这一趋势不加控制，未来数十年内马来西亚或将面临一个“双重压力”：一方面，养老金制度内部资金积累不足，难以支持庞大的退休人口；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需承担更多老年人口保障责任，造成公共预算紧张与跨代资源分配不公。

真正的养老金改革，不应止步于账户结构的调整，更需深入反思整个社会储蓄文化、退休年龄设计、企业年金补充制度及资本市场收益体系。只有在“长期主义”与“制度韧性”的共同指引下，马来西亚的养老金改革方能行稳致远。